县党部”成员们，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，每个人“过堂”一次，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。
一个代理县委书记，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，在“肃反中心”论指导下，当时政权混乱情形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赤色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，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“社党”分子，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，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。
第三天上午，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，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“社党杭武特委”的成员们。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《革命法庭》记载，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，最小的才16岁。
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，可以看到当年”印记“。赤色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，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：“这一非常事件，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，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。”
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，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：“全区30个区委中，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。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，发生极大的困难。尤其是新干部幼稚，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。”
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、涣散更为严重的是，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“围剿”的严重敌情下，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，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。
赤色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，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。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：“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，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，战斗兵的减少，指挥员的缺乏。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，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。”
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，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，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，锐减到22个。
7月，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，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。7月中旬，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。
张鼎丞、郭滴人等人。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，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。他们分别找卢德光，介绍苏区肃“社党”的情况。卢听了他们的反映，又到了各地察看。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“社党”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。
他感到愤怒，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“社党”情形的报告。7月下旬，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，作出一项重要决定：撤销肃反委员会，成立闽西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