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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允熥将自己的方案，细细讲述。
对于双重管理，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，基本上就是“条块结合，以块为主”。
在此之前，中枢对地方部门从来没有进行过垂直管理，地方上的权力，都在地方主官手中。
进行垂直管理，无疑是极大的改变。
至于办案与审案分开，以杨士奇和姚广孝的聪慧，自然是一听就懂。
听朱允熥说完，杨士奇赞叹道：“太孙殿下考虑得极为周到，这个法子甚好。”
姚广孝道：“办案审案分立，天下冤狱，可少七成。太孙殿下此举，善莫大焉。”
事实上，古人并非不知道办案和审判要分开，要不然，朝廷也不会有三法司。
但在地方上，为了方便，还是一直合在一起。
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地方上所有事务都是主官一把抓，分开没有意义。
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办法，相对加强其独立性，又禁止主官随意介入，性质就完全变了。
办案和审案判案，才能实现。
一方面，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，都有文件和档案呈交上级，说明原由，这也使得他们不敢随意介入。
另一方面，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审判的，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监督之权，一旦发现有冤假错案，地方主官就会主动纠正。
这与自己审判，推翻自己是不一样的。
何况垂直管理后，上面的控制将大大加强，也能杜绝地方贪污腐败，或者询私情枉法裁判的问题。
“那法部的人选？”杨士奇问道。
朱允熥微微沉吟，道：“就将周志清暂代法部主官。”
“至于大理寺，其职权也进行调整。”
“日后大理寺主要负责制定律条，以及对不清楚含糊不清，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。”
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。
在历史上，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，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。
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，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，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，则没有这个问题。
且刑部的人，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，用什么方法办案的，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，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。
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。
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，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后世千秋万代不改。
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